北上广老龄人口多住哪？
来源:广州日报 发布日期:2014-05-30
如果把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比作一块圆圆的“大饼”，那么这些城市的老龄人口正在向“大饼”的中心（老城区）以及“大饼”的最外缘（远郊）“迁徙”，两者的中间地带—城市近郊区，则留给了城市中更年轻的居民。
这就是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周婕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周婕及其团队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市为研究样本，调研“城市老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趋势”。该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研究表明，中国大城市老龄人口分布与发达国家在相同城市化阶段时非常相似，它对未来政府规划辖区的养老事业有重要的参考。
“老年人即将占到我们人口的1/4，比儿童还多，为什么我们总是为儿童考虑，做学校校区规划，做校车补助，反而就不能为老人多做些事儿呢？”谈及国内很多城市在养老事业上的规划，武汉大学周婕教授显得很焦虑：因为无论是在资金投入还是公共设施的规划上，均存在明显的滞后与不足。
老龄人口住哪？
“偏爱”老城与远郊
我国城市的老年人口主要分布在何处？哪里比较密集？哪里比较稀少？
周婕决定选取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个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GIS（地理资讯系统）工具，将2000年和2010年国家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部委、各地方部门提供的数据，以及团队自行收集的可靠数据建库，由此绘制10年间北上广汉四市各个街道的老龄人口空间分布和演变图。
结果显示，我国城市老龄人口的中心集聚趋势和郊区化趋势齐头并进，老龄人口既向城市中心集聚，又向城市最外缘的远郊离心扩散。
周婕告诉记者，广州201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有847530人，老龄化程度达到6.67%，比2000年增长了29%。其中，老城区是老年人聚居最多的地方，越往外到近郊，老年人越少。而在城市中心的老年人极少迁徙，因此居住空间变化较小，其中，荔湾区龙津街道的老龄人口密度最高，达到每平方公里11692人；而海珠区南华西街道的老龄化程度最高，达到15.43%。
北京、上海、武汉同样如此，城市老龄人口密度呈现由中心向外逐渐递减，反映了城市老年人的中心集聚趋势还在进一步深化，中心城区的老龄化程度增速加快，大多由一般老龄化街区转变为高老龄化街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往往超过15%。
与此同时，近郊老龄人口逐渐减少。周婕举例说，上海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2000年时，几乎所有的街区都是老龄化街区，但到了2010年，城市近郊的大量街区由老龄化街区转变成了年轻型、成年型街区。
另一个变化体现在我国大城市老年人正在远郊区的部分空间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一块块的超老龄化社区。
选址原因有哪些？
乡村空心化、城市残留化
周婕告诉记者，老年人在城市远郊聚集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当地的乡村空心化，在北上广的远郊乡村，土地流转后，很多乡村的年轻人都跑到城区打工，但因为到城区距离很远，年轻人不太可能住在村里，多选择在市区租房。因此，远郊的乡村只残留了老年人和儿童。这是很明显的空心村现象。
另一方面，因为大城市中心城区土地价格高昂，很多开发商瞄准了远郊土地，这也带来很多改善居住条件的老人前往。
为何老城区残留了这么多老年人呢？周婕告诉记者，这与当初的城市规划有很大的关系：“建国之后，我们很多城市都做过规划，按照功能分区设立了很多高校区、工业区、仓储区等。我们在建一所学校的时候，既建了校舍，同时也建了老师的家属区，工厂也是一样，工厂旁边都配建了相应的住宅区。这些人在建国初期都被规划到了这些空间，经过半个多世纪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城市空间，通常会发现，我们当初把工人规划到这里以后，工人的一生就交给了这个地方，他们被大型厂矿企业固定在了工厂的旁边，从此再也离不开，也没有钱去改善居住条件。这就是城市"残留"化留下的老人。”
当然，也有很多老人不愿意离开居住了数十年的社区，主动愿意留下：“比如我们学校的一些退休老师，就是愿意待在武大破旧的校舍里，因为这个地方靠着学校的食堂、图书馆、珞珈山、东湖，他就认为宁可居住的条件差一些，但其他方面的条件会好一些。在老城区，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优越的配套、熟悉的人际关系，也让老人宁可住在一个不太舒适的房屋中，也不愿意主动离开。”
老人扎堆老城区 街道敬老楼住不满
南华西
老街区老人有“玩伴”
在广州老年人口密度最高的南华西街道，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记者进行了探访。
而据南华西街道民政科提供的数据，南华西街辖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全街道总人数的19%。
今年73岁的卢伯，在吃过午饭之后，摇着扇子溜达到人民桥下的阴凉处，准备打上一下午牌。四人一桌的牌局已经开了一桌，而坐在旁边看牌的人，也有三个人。
他告诉记者，说是牌局，实际上也只是打打筹码，权当是娱乐。
卢伯说，从小学时搬到南华西街，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是一个地道老广州。如今，他仍然生活在几十年前的老房子里，家里除了自己和老伴儿，儿子儿媳也都和他住在一起。
“年纪大了，子女照应起来比较方便。”卢伯说，其实这片街区有些老房子已经拆掉了，原来的老街坊也都随子女去了新楼，住上电梯楼。
但是，在卢伯看来，这实在不是什么“聪明”选择。他解释说，到了电梯楼，经常开门看到的人都不认识，下楼也不知道去找谁，“连打个牌人都凑不齐”，生活也会过得比较郁闷。
在卢伯说话的时候，三四个老人又凑在一起开始了新的一桌牌局，原本想打牌的卢伯匆匆与记者道别后，便赶了过去。
今年67岁的徐伯兴奋地告诉记者，他的退休金已经从刚开始的1000多元，涨到了现在的3200元。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出门，晚上10时甚至更晚才回家。“看到好吃的就吃点”。徐伯说，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没有房子，现在花的钱都是退休金，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原来自己还做，但是太麻烦，不做了。”他告诉记者，每个月他除了400元的房租，每天还要吃饭、喝糖水，而且由于自己有皮肤病，每个月还要买涂抹的药。
“钱还是要省着花。”徐伯说，等今后身体不好了，没有人照顾的时候，他就要去养老院。他专门打听了养老院的价格，每个月住要1000多元，吃也要1000多元，如果再治个病什么的，自己的退休金根本不够花。所以，他现在也要为今后攒钱，好住进养老院。
徐伯口中提到的养老院，南华西街民政科的周叶明告诉记者，是一家私人的养老院，收费也相对比较贵。之前街道曾办过一座“敬老楼”，但是由于消防问题不过关，最终停办了。
逢源街
街道敬老楼未饱和
在广州荔湾区龙津中路的逢源街道，居家养老同样并没有成为“主流”，只有40人左右。相对于13000多人的老人群体来讲，可以说比例非常小。
昨日，逢源街道办民政科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逢源街道的60180总人数中，60岁以上老人有13000多人，占总人数的21%，70~79岁的老人有7141人，80~89岁以上的老人有2115人，100岁以上老人也有10人左右。
与南华西街没有养老院不同，逢源街道有自己街道的“敬老楼”，但始终没有住满过。在逢源街道常年负责老龄工作的谭女士告诉记者，从2010年“敬老楼”建成至今，住进敬老院的老人人数始终在25人左右，从来没有达到过30人的“饱和”状态。
同样情况的还有街道义托中心，她说，之前有一个老人，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老人前去义托中心，谭女士说，义托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帮老人恢复身体，有些老人因为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义托中心有专门的康复人员，帮助老人恢复行动能力。但是，很多老人则感觉到了义托中心，就像是被家人和朋友“抛弃”一样。
谭女士说，老人参与最多的就是康龄大学（老人大学）。老人来到大学可以学书法、画画，学习英语、跳舞等。
逢源街道办民政科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85岁以上身体不便的老人，他们会建议去老人院，但是却很少老人会听从建议。他解释，可能是老人觉得进了老人院就失去“自由”。
周叶明常年负责街道的老龄工作，她认为，老人目前仍然在老街区聚集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生活习惯等问题，老人在这片区域生活得久了，许多生活所需时要去的地方都非常了解，因此，生活起来也比较轻松。但是，如果在新的地方生活，老人需要去适应新地方的环境。这是许多老人不愿意去改变的。
另外，就是街道的老人大多是很多年的老街坊，因此比较熟悉，也有亲切感。而如果老人住到了电梯楼里，除了看报纸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会让生活也变得无聊单调。所以，尽管有些老人由于申请到廉租房搬到了金沙洲、天河等离街道较远的地方，但是依然会选择坐公交车回街道和其他老人一起活动。“至少不会那么孤单。”
专家观点
养老院最好勿建在近郊
通过这项研究，周婕认为，目前政府在规划老年人养老设施时还有很多滞后和不足：“老龄化社会已经近在眼前，但每个城市在做公共设施配套规划时，依旧首先着眼于小孩的托幼、小学、中学，却很少去考虑老年人，他们也需要学习的空间。我们很少能看见针对老年人疑难杂症的专科医院，老年人福利院的床位缺得很厉害，福利院是有，但都是低品质的，而不是高品质的，而且与现代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又是不吻合的。”
周婕还说：“我们调查下来，恰恰是有很多养老院、敬老院，就在近郊，但近郊并没有多少老年人，反过来他们留在了大中企业、大中厂矿的宿舍，还有一部分残留在了老城，还有一部分被残留在了远郊的空心村，因此很多设施的选点布局是不科学的，没有考虑老人。”
“我的这项研究就是想告诉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老人在哪里？政府才能够去帮他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老年人缺就医，缺养老院，缺老年大学，但建类似所有的公共服务措施，前提是知道老人在哪里。”
周婕认为，除了养老规划，目前养老事业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调动民间力量，资金筹措陷入很大问题，“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老人本身不愿意给孩子太大负担，如果我们向55岁以上的老年人募资，告诉他们建造一所居住环境，服务质量比住在家里，比儿女照料还优越的老人院，有哪个老人不愿意出资呢，但是，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往往连想都没有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