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学界的共识，老年人的需要主要有三个方面：资金保障、服务照料和亲情慰藉（天伦之乐）。

　　在资金保障方面，自从2007年十七大提出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要“覆盖全民”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其一，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已经铺设完毕，2009年，城市低保保障了2348万城镇贫困人口，农村低保保障了4759万农村贫困人口。

　　其二，养老保障方面，2009年，城市职工参保的已有2.36亿人，农村有8691万人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已开展试点，将在2020年达到全覆盖的目标。

　　其三，在医疗保障方面，城镇保了4.01亿人，农村的新农合保了8.33亿人。

　　在制度框架搭设完毕之后，就要逐步完善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这样才能真正使中国的老年人享受到基本生活保障。

　　在服务照料方面，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现在即将进入老年阶段。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严格执行了“独生子女”政策，晚年时的唯一选择就得靠老年福利机构提供服务。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1万人。按照国际上5%的老年人要利用机构养老的经验，中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现在缺口达540万张，是现有床位数的200%。更为严峻的问题在农村：老龄化的最大危害是缺乏劳力，城市一旦缺乏劳力，农村的青壮年就会来补充。那么，农村的老年人谁来照顾？对于这个问题，政府和社会都缺乏准备。

　　在亲情慰藉方面，在人口流动规模大、范围广的前提下，这一特殊的情感需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所以，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不能只考虑经济理性，而把人性关怀置诸脑后。要倡导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孝文化，当然，在资金保障和服务照料方面可不再单纯强调家庭的责任，但在满足老人的亲情慰藉方面则必须强调子女的作用，因为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情感需要是无可替代的。

　　要从国有资产中拿出钱来搞好社保

　　养老保险制度源于上个世纪中叶。那时在发达国家一个最基本的政策就是充分就业。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是1.9%，是一个非常低的失业率，几乎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都是正式工作，像自雇的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很少的。

　　到九十年代直至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失业的人口增多，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失业率是8.8%，欧元区是10%。第二个就是非正规就业比较普遍，在日本是15%～20%，欧盟有40%的人没有稳定工作，美国有25%～30%的非正规就业，印度是90%。所以，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向是临时工化。

　　失业人口多、社会不稳定，这些都是对社会保险不利的，工作岗位不稳定，对收取保险金有很大的冲击。新农保的好处不仅是解决了农民的参保问题，推而广之，实际上是对所有的非正规就业的人都适用。

　　所以，现在研究社会保障的人士也不断的呼吁，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基本的保险，然后以账户的形式补充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