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转变经济观念，发展生育友好型、健康友好型、长寿友好型经济。”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 受访者供图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熬再度提及老龄化问题。对于国家战略这一提法，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专访时称，伴随长寿时代到来，要保证老年期的生活质量，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年轻时候的准备。因此，必须要通过国家战略动员全民终生做好长寿生活的充分准备。“老龄经济的革命性在于，它将把每一个人都塑造成为经济变局中的主要当事人，让所有人在老龄社会活得健康长寿有意义。”党俊武在近日出版的《老龄经济》一书中指出，中国老龄社会带来的新经济，体量空前且创新空间巨大。中国将是世界上老龄经济的最大实验场。在党俊武看来，中国防范“老后破产”问题，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统筹做好准备。而从经济体系上来说，要转变经济观念，发展生育友好型、健康友好型、长寿友好型经济。企业不能因追求效益最大化而让员工过度加班，要防范国民因过度追求高工资而导致健康风险上升，错过最佳生育期等问题。新京报贝壳财经：为何要把人口老龄化放在国家战略的位置上？党俊武：据统计，我国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余寿数是20年；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寿命将增加27年。人口老龄化是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转变的标志，主要表现是老年人口增多和年轻人口减少的过程，这意味着社会主体的结构性转变，涉及全体社会成员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必须从全局和长远着眼，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应对。这种转变不只发生在老年群体或个体的老年时期，而是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变化。伴随普遍长寿时代的到来，要保证老年期的生活质量，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年轻时候的准备。因此，必须要通过国家战略来动员全民终生做好长寿生活的充分准备。总体说，老龄社会带来的问题是基础性的、全局性的，需要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动员政府、市场、社会和媒体等共同推进，并形成长期的机制。新京报贝壳财经：我们从古代就追求长寿，为什么实现普遍长寿之后反而焦虑？党俊武：这源于“老龄社会恐惧症”，即全民对老龄社会的恐惧，实际上，这也是全球性的“现代社会病”。之所以感到恐惧，首先是观念问题。在过去观念中，社会就是年轻人多、老年人少，而现实却是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是史无前例的重大现象。但如果转变观念就会发现，老年群体增多说明平均寿命拉长，而且，统计学上是老龄化，但现实中却是年轻化，七八十岁的人还能开车，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当然，也要防范孩子太少导致的过度老龄化问题。这种恐惧还来自于对健康问题、疾病费用“无底洞”“老后破产”、失能无助以及生存意义缺失等方面的顾虑。对于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老年人希望老后有子女来照料，但又担心给孩子添负担，由此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如何避免“老后破产”等问题出现？党俊武：日本已经出现的“老后破产”，虽然不是主流现象，但问题本身很严峻，且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值得汲取的教训。对中国来说，要防范“老后破产”问题高发，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统筹做好准备。所谓全生命周期，西方讲是“从摇篮到坟墓”，我认为还需要再扩大一些，即从出生准备开始，到身后事务安排做出一揽子准备。我认为，要建立一整套覆盖全体公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包括生育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退休制度以及养老、医疗、长期照护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相关服务体系。其中，基本保障只能保障有饭吃，但饭里是不是要加个大虾，就要靠个体自身，如做大个人养老金蛋糕。要倡导新时代“长寿人”的生活方式，要把终生健康作为个人的终生战略。长寿之后，钱多什么都可以买，但没健康有钱就只能买健康。从经济体系上，要构建适应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要求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意味着要转变经济观念，发展生育友好型、健康友好型、长寿友好型经济。企业不能因追求效益最大化而让员工过度加班，要防范国民因过度追求高工资而导致健康风险上升、错过最佳生育期等问题。最后，还要重拳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以“一老一小”为重点面向所有社区居民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服务，这是国家战略落地的关键。供需格局将迎巨变，2050年“中老龄产业”将占GDP三成以上新京报贝壳财经：老龄化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俊武：挑战是全方位的，但最核心的是经济主体的结构发生变化，并引发社会需求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原来的经济结构是中青年人为主，相应的供需结构也是以中青年群体为主。但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老龄社会新需求越来越多，原来面向年轻人口的供给体系就无法满足，年轻社会供给体系与老龄社会新需求结构之间的矛盾，是我国乃至全球经济今后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同时，老龄社会形成的新需求结构，不仅是老年人的需求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需求也在变化，他们将更加注重健康生活，更加注重人生下半场的规划等。如何将这些新需求转变为真正的有效需求更具挑战。现实中，“手头紧”是制约老龄产业的深层原因。年轻群体如果手中没有余钱，人生下半场就是问题。因此，老龄社会给共同富裕带来的挑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党俊武：供给体系的转变往往十分痛苦，是要“见血流脓”的，供给体系转向适应老龄社会的新要求，这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对于传统企业来说，这种变革将是颠覆性的。生产新的产品，需要重新研究市场调研、产品设计，新的资金和销售渠道，这些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金白银，许多人已经付出代价。新京报贝壳财经：对经济发展来说，老龄产业蕴含哪些新动能？党俊武：需要指出的是，老龄产业绝不只有养老产业。我在《老龄经济》一书中，将老龄产业分为大中小三个层面，养老产业只是“小老龄产业”。“中老龄产业”是指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来看的老龄产业；“大老龄产业”则是宏观经济角度下适应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整个产业体系。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预测，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产业潜力最大的市场，预计到2030年，“中老龄产业”的年产值将占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5；到2050年，将突破届时GDP的1/3以上。如果从适应老龄社会新需求来说，宏观经济下整个产业体系的“大老龄产业”，发展潜力更大。党俊武：企业没有找准方向和商业模式，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真正深入地了解客户群体的需求。现在供需双方就像京剧里的《三岔口》，黑白两个武生打了一宿，谁也没碰到谁。因此企业家要先搞清楚真实的需求、相邻需求、关联需求、长期需求各是什么。同时，我国还需要针对老龄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中长期规划来引领发展。比如文化、健康、宜居、服务、制造、金融等六大支柱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如何定位，分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需要哪些制度安排和产业政策等，这些都需要抓紧研究。老龄产业是历史上产业链最长最复杂、总量最大、潜力最大的产业，因此，其发展规划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考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参与老龄产业开发，正在成为潮流。潜力大的市场需要有潜力的人来开发。新京报贝壳财经：在老龄产业六大支柱产业中，你最看重哪个产业？党俊武：我认为老龄金融产业是老龄产业发展的压舱石。从体量上看，老龄金融是老龄产业和老龄经济的重中之重，除老年人的金融资产外，未来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青年人为老年期所做的金融准备潜力不可估量。这意味着老龄金融产业在未来宏观经济中举足轻重，一端关联着经济的持续运行，一端关联着全体国民的终生长寿生活。我认为，未来的金融政策需要把战略重点从“银发族”扩大到所有群体，尤其是中青年群体的老龄金融准备上来。这就需要更加解放思想，从就业、收入、税收等方面采取更大的举措。让年轻人当下有钱可花并有余钱的同时，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愿意把钱放在养老准备而不是没有长远意义的消费上。同时，其他老龄产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金融的支持，这不仅需要银行贷款的支持，更需要如保险、基金等“长钱”的支持。进一步说，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为全体国民进入普遍长寿时代统筹做好体系化的金融安排，一端可以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长钱”支撑，一端可以确保越来越长寿的国民下半场人生后顾无忧。全社会没有“局外人”，动员年轻人为人生下半场早做准备新京报贝壳财经：您在书中提及，80后、90后是决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走向的两代人。为什么这么说？党俊武：80后、90后这两代人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他们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充分准备的主力军。同时，中国老龄化问题真正的压力将在2040年之后显现，也就是说这两代人将承受巨大的压力。现在，第一要务是确保年轻人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要动员80后和90后，乃至00后和10后20后，大家都要有人生下半场的准备意识，这也是启动国家战略的重要立意。人人从年轻时候就做充分准备，才能避免“老后被动”。新京报贝壳财经：您对年轻人在养老准备方面有怎样的建议？党俊武：长寿时代，全体社会成员没有“局外人”。对于个人来说，需要从健康、技能、资源、金融等方面做好准备。健康是要从出生开始注重健康生活，为老年时期高质量生活做准备；谋生和生活技能是要有一技傍身；人脉资源则是广交朋友，避免“老后孤独”；而金融准备则越早越好、越多越好、越丰富越好。一句话，活得长，就要早准备，这是所有长寿人的必选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