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否“老而不朽”?
来源:环球 发布日期:2010-10-29
无论走在欧洲哪个城市，你都会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位颤巍巍的老人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牵着狗，缓慢走在人行道上。
老龄化正使欧洲传统的人口金字塔结构变成了危险的蘑菇状：据预测，欧洲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从1950年的8％上升到2025年的20％。2003年，现有欧盟成员国的生育率几乎无一例外地降到了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这样的情况会是欧洲的独有现象吗?许多人以为，对低生育和老龄化到来的关注只会出现在欧洲的人口会议上和欧洲的议会大厅里。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l世纪以后，这种所谓的“欧洲现象”正在向世界各地蔓延，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困扰世界的难题
7月23日下午1时50分56秒，位于中国台湾岛上的桃园县平镇市男性新生儿吴承恩成为台湾地区第2300万人口。在全岛欢庆的同时，人们再一次开始忧心几乎名列全球倒数第一的台湾地区生育率。美国人口资料局也预测，台湾地区生育率的下降情况没有缓和趋势，从现在到2050年，台湾人口将大减18％，届时台湾地区将只有1890万人。
7月29日，巴西地理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及健康调查”指出，2006年每位巴西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为1．8名子女，和先进国家已经相差无几，这是当局原本预测到2043年才会达到的指数。据预测，2050年，巴西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是三比一，但理想的平衡比例是五比一。
同一天，新加坡人力部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去年6月，参加工作的新加坡老年人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呈下降趋势，生育率为1．29，而新加坡人也日益长寿，面临比较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目前12个新加坡人中间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升至5比1。
8月21日，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截至今年3月1日，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已占到日本总人口的22％，3个劳动年龄人口要养活1个老龄人口。低于1-3的生育率致使日本社会少子高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即便是在生育水平仍居高不下的伊斯兰教国家中，也出现了“异类”。2000年，伊朗大规模的人口健康调查表明，伊朗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了2．0，在城市地区已降到1．7。而最近的200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伊朗妇女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了1．4左右……
人口学家原来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后就会保持下去，但这一假设却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事态发展无情地推翻了。如今，这种让人忧虑的情况出现在各地，不仅出现在发达社会，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伊朗的生育水平纷纷跌入更替水平以下，并还在继续下降，有些从2．1下降到1．8，又下降到1．5，再下降到1.3，甚至更低。
据联合国2007年发表的报告预计，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可能会增长近2倍，达到20亿。在许多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预计将增长一倍，从2005年的2．45亿增长到2050年的4．06亿，而低于60岁的人口总数则将相应下降，从2005年的9．71亿，下降到2050年的8．39亿。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兹洛特尼克称，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处于相对有利的阶段，人口中处于工作年龄阶段的成年人人口多于儿童以及老年人，这种状况将维持至少20多年。不过，在此之后，这些地区的人口也将开始老化，发展方向与欧洲相同。
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
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养老保险、医疗费用等支出大大增加，严重的时候还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包袱，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欧洲是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最早、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在欧洲国家，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的低生育率。产生这一现象的背景是：欧洲女性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事业热情使部分女性错过最佳生育年龄，而健全的养老制度、高福利又为没有孩子的家庭免除了后顾之忧。
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已经并将继续对欧洲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产生诸多深远的影响。它将导致欧洲国家经济增长持续下降，使欧洲的公共社会保护体系承受巨大压力。老龄化对大多数国家预算的影响将于2010年开始显现，2020-2030年间达到高峰。
在政治方面，人口老龄化会导致选民年龄构成上的变化，从而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生活产生显著影响。联合国有关世界人口老龄化报告认为，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对社会的资源分配模式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并容易引发代际冲突。
同时，老龄化社会不仅给各国各地区带来严峻的现实挑战，而且还会影响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新加坡最近公布的一项养老调查表明：63％的受访新加坡人希望退休后移居国外，尤其是34岁以下的年轻人不想在本地养老的倾向更明显，达75％；至于去哪个国家终老，七成受访者表示希望到生活节奏比较慢、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在新加坡，随处可见老人在餐厅端盘子，在超市收银，在路上开出租车。这样长的工作年限，难免使人们的心态比较疲惫，也使年轻人对在此地享受高质量退休生活缺乏足够信心。
不仅如此，在“银发社会”里，年轻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例如，在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的特点是“年轻世代抚养老一代”。但在少子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交费人数减少、享受保险的人数增加，出现了养老金等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另外，由于养老金记录丢失和养老金运用亏损等问题，许多年轻人对将来靠养老金养老产生怀疑，不愿缴交保险费，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成为困扰日本政府的一大难题。
全球涌动养老体制改革潮
任何“美好退休生活”都需要真金白银作后盾，而如今这后盾却因为老龄人口的大量增加而开始吃紧。
目前，高福利、高税收、高预算，这个一度让欧洲人沾沾自喜的“莱茵模式”似乎也不灵了。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说，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2050年欧洲养老金总额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1％。欧洲国家已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欧洲采取的对策之一，是改革养老体制。欧盟一些成员国开始改革福利与养老金计划，以降低提前退休的吸引力，并有效促进老龄工人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意大利、丹麦、荷兰、法国、奥地矛U和芬兰等，都制定了严格的提前退休条件；丹麦、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荷兰、法国和英国引入了激励措施，鼓励老龄工人推迟退休，意大利还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
在公共财政方面，很多成员国对原有的退休金制度进行了改革。奥地利在2004年和2005年的改革中，以“红利制”代替了原有的退休金制度，延长了获得全额退休金所需的工作年限，芬兰则在退休金计算中引入了“寿命指数”，使未来的退休金制度能够迅速适应平均寿命的增长。
匈牙利以土地换年金的农村保障制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了解决因年迈放弃耕作的农业人口的养老问题，匈牙利推出了以土地换年金计划，每期都由国家土地基金管理局实施，国家通过法定合同收回土地并发给土地所有者年金。到2003年，匈牙利已实施三期土地换年金计划。
在亚洲，新加坡政府运作着堪称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项由政府、雇主和雇员三方共同缴交的强制性储蓄保险。中央公积金局规定，55岁以下会员的个人账户分为普通账户、保健储蓄账户和特别账户。其中，特殊账户中的储蓄用于养老和紧急支出。55岁以后，个人账户变成保健储蓄账户和退休账户两个。退休账户必须保留一笔最低存款额(目前规定大约为13万新元，约合65万人民币)，以供65岁后提取，这笔最低存款的利息高达4％。从65岁开始估计每月可提取大约600新元，直到85岁为止。
新加坡政府今年初还大动作推出了一份名为“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的终身年金保险，与现有的最低存款计划结合，以确保公积金会员能在领完退休账户内的现金后，继续保有跟之前每月提款额相近的收入来源。
“以房养老”也是新加坡政府养老的一项辅助措施。推行几十年的“居者有其屋”计划，令85％的新加坡人住上了政府公共住房“组屋”。新加坡政府近年推出一项措施允许老年人将组屋套现以供养老。
日本的做法同样值得一谈。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颁布实施《国民养老金法》，建立了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基础养老金制度。根据参保对象的不同，日本的养老保险主要有3种形式，即单一的“国民年金”、“国民年金加厚生年金”和“国民年金加共济年金”，统称为公共年金。“国民年金”的加入对象为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农民和学生。“国民年金加厚生年金”型养老保险的加入对象主要是非政府系列的工薪阶层等。“国民年金加共济年金”型养老保险的加入对象是公务员和私立学校的教职员工等。日本政府还计划从2009财年开始将基础养老金的国库负担率从现在的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以保证足额发放养老费。
日本还有众多的保险公司也在做养老保险业务，原则是自愿加入，所交保险费与可享受养老金成正比关系，交费越多时间越长，将来能享受的养老金就越多。此外，日本还建立了老人医疗费支付制度、最低生活保护制度、残疾人年金制度、遗属年金制度等针对各类弱势群体的养老和医疗保健制度及税收优惠制度。
积极开发“银发商机”
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开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银发商机”也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
例如，比利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服务卡”计划。它主要是针对社区内的家政服务(如保洁、照看婴儿和老人等)而特别设计的。需要家政服务的人可事先向社区服务公司购买按小时付费的“服务卡”，雇主实际支付的价格仅相当于每小时4．69欧元，而提供服务的人可获得每小时21欧元的报酬，其中的差价一半由社会保障部门承担，一半由地方政府承担。此举既解决了老年人的后顾之忧，也为那些长期失业者找到了再就业的新途径。
新加坡政府则下大力气帮助老年人就业，使他们经济更独立，打造无障碍的公共环境和交通系统，让老人“居家养老”；提供全面及收费合理的医疗服务和老人护理服务；推广“活跃老龄”(active aging)的概念，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参与社交和奉献社会。去年3月成立的“人口老龄化课题部长级委员会”就专门负责这些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课题。
该委员会在成立之初表示，首要工作是解决老年人的就业问题。目前55岁至64岁新加坡人的就业率是60．6％，委员会的目标是在五年内提高到65％。为此，多个政府部门协力推出措施，一方面加强培训，提高老年雇员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公司聘用老年员工。
日本老年人同样老有所用。在工作几十年后，不少老年人都拥有存款等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再加上日本社会劳动力不足，特别是缺少掌握独特技能的人员，好多人在退休后还继续被雇佣，这使得老年人的生活大都好于现职工薪阶层的生活，并使得这一人群成为旅游休闲、保健娱乐行业竞相争夺的市场。
“就地老化”制度
解决经济问题，并不是全部。长大的小鸟远走高飞，只留下老鸟守着空空的窝，这便是自然界的“空巢”现象。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家庭观念逐渐淡化，少子女甚至无子女的家庭、单身家庭和破损家庭不断增加。集体赡养在生活照料方面是有效的，但在精神慰藉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
在比利时，全国几乎每个市镇都有规模不等的养老院，但全国只有1％的老年人进入养老院。对许多失去老伴、子女又不在身边的老年人来说，养老院里没有熟悉的生活环境，饭菜也不一定对胃口，起居时间还得听任摆布。因此，更多的老人宁可孤守空房，也不去养老院。目前，欧洲20％的老年人进入养老院等机构，80％的老年人还是在家中颐养天年。
“孤寂寡言乃衰老的近邻，谈笑风生是长寿的伴侣”。近年来，一些国家政府开始实行“就地老化”制度，就是强调老人身心健康、生活护理的所有服务都在社区内取得，不脱离原有社区的人际关系。
在德国的一些城镇，出现了一种社区老人互助生活模式，由年纪较轻的老年人帮助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老人帮助老人的互助模式与养老院不同。老人可继续住在自己家里，由几个年纪较轻的老人牵头，组成一个邻居互帮互助的小组，轮流到每家活动。
德国的另一妙招是安排一些大学生和独居老人合住，大学生可以帮助老人做晚餐、清扫房间，陪老人看电视、聊天、散步、外出采购等，这样，既照顾了老人，省下了宿合的租金。德国社会福利机构还安排一些独居老人和单身父母及其儿女住在一起，组成“三代同堂”的临时家庭。老人平时可以和“孙子孙女”一起过日子，体验“祖父母”照顾孙子的快乐，单身母亲或父亲也能省下请保姆的费用。这些办法可谓是兼顾互助和经济原则的典范。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政府则出资创办了老年人中心。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就近的老年人中心申请成为会员。建立这些中心的目的是给老年人提供一个聚会和活动的场所，让退休老人离开岗位但不脱离社会，退休不孤独，同时在生活上提供一些方便。
另外，现代技术手段也为解决“空巢老人”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成功开发了家庭自动化系统，对老人实施远程监护。
